导读：

6月6日到9日，欧洲议会举行换届选举。从上一届欧洲议会选举至今的五年来，世界和欧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肆虐，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先后爆发。在此大背景下，欧洲也面临经济复苏乏力、极右翼势力越发壮大等挑战，欧洲内部也因俄乌、巴以两场冲突出现了更多裂痕。五年来的这种种变化，将如何反映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

上海欧洲学会邀集我院赖雪仪副教授以及多位欧洲问题研究专家围绕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讨，由《澎湃新闻》刊发此次研讨的部分内容。

以下为报道原文。

变化：危机如何反映在选举上

丁纯：与上次欧洲议会选举的2019年相比，欧洲经历了疫情、俄乌等一系列外生冲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层面。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和欧洲协同抗疫的历程，一体化受到的关注和支持有所上升。同时，两场冲突——俄乌和巴以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前者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全欧洲大体上反俄挺乌的氛围，并且将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相对压倒了环保议题乃至经济问题。后者则造成了成员国之间、部分成员国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内部不同族裔之间的分裂。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问题更加困扰欧盟，过去五年中，民粹主义政治势力除了继续在匈牙利维持执政地位，在意大利也取得执政地位，在法国、德国两个核心大国政坛的支持率显著上升，民族主义等观念在欧洲社会的影响力有重新崛起的趋势。

政治层面。成员国层面，法德轴心因德国联合政府执政联盟的支持率低迷而有心无力。各成员国在能源危机下表现各异，面临经济失速、财政赤字、难民等各种不同的问题。欧盟层面，经历疫情等冲击，欧委会的权力有所加强。但俄乌冲突下战略自主受限，防务一体化停滞，中东欧国家话语权上升。安全顾虑成为欧盟首要的政治考量，对经贸问题也采取更加安全化、更加地缘政治的视角。

对外关系层面，脱欧问题已经随着英国正式脱欧过去，欧俄关系在俄乌冲突和欧盟对俄制裁下降低到冰点，欧美关系在拜登上台后有所走近，在俄乌冲突下更加靠拢，但在数字、投资等领域仍有嫌隙。对华关系上欧盟更加强硬，提出“去风险”，并寻求供应链多元化和“友岸外包”，发展和“志同道合”国家以及全球南方的关系。

宋黎磊：通过对选举议题的观察表明，议题事实上对应着欧盟在过去15年中面临的五大危机：气候变化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移民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选民对经济问题的担忧是普遍现象。尤其是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上涨，增加了民众对政府出台稳定政策的期望。

其次，气候变化问题依旧是欧洲人关注的焦点。随着选举的临近，欧盟的绿色转型政策不断遭受指摘，法国、比利时、德国、波兰等国均爆发了农民抗议，要求欧盟及本国政府考虑农民利益，减缓绿色政策的执行进程。

再者，欧洲人对于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也产生了意见分歧。随着战事不断陷入僵持，许多欧洲人对于乌克兰获胜的信心减弱，对和平和止战的诉求渐趋强烈，部分选民主张乌克兰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妥协实现和平，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乌克兰必须恢复到2014年之前的边界。 选民在不同议题上的观点分化不能依靠简单的“左与右”或是“亲欧与反欧”进行区分，因此需要竞选政党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定位以及选举策略。

赵柯：与上次欧洲议会选举时的政治氛围相比，当前欧洲政治精英的危机意识前所未有的强烈，推动欧洲一体化走向深入的政治意愿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26日至28日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德国总理发表共同署名文章，强调欧洲正在经历它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不能把欧洲生活方式的基础，和欧洲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认为欧洲终有一死，必须迎接挑战。法德领导人也倡议改革欧盟“一致同意”决策原则，增强欧盟的行动能力。

应该看到，近年来欧洲一体化在各领域小步前进，同时也小有成就，在财政统一方面甚至取得了“小”但实质性突破。应对疫情成立的复兴基金所复兴的不仅是“欧洲经济”，更是“欧洲政治”，使得欧盟委员会具有了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及在欧盟共同市场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虽然在规模、时间和范围上还存在诸多限制，但它具备了财政统一的关键要素，可以通过转移支付为统一的货币政策提供支撑，让欧元开始具备“主权货币”的性质，欧盟真正迎来了“汉密尔顿时刻”。

当前欧洲的政治氛围中，加强欧洲团结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再次成为政治理念的主流，这对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也有明显的影响，当前参加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尤其是走民粹和极右路线的政党很少再公开“反欧盟”、“反欧元”及“反一体化”。

纪昊楠：意识形态碎片化和极化持续是欧洲社会五年来的一大特点。一方面，欧洲“战略自主”命题中的“衰落”现实仍然困扰着欧洲民众。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欧洲的实力焦虑日益增加，在中美竞争的国际格局中成为竞技场的担忧与日俱增。不甘衰落的求变心理持续影响欧洲选民的政治选择。

另一方面，难民危机的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地区冲突困扰着欧盟周边，为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政治资源。社会观念特别是政治观念的撕裂，使得欧洲社会在政治前途问题上仍然显现出相当的“迷茫”，日益碎片化的欧洲议会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迷茫”。“安全化”则是欧洲政治层面变化的核心。

长期以“规范性力量”和“民事力量”自居的欧盟，正在将安全提高到政治议程的前端，逐渐转变为全球地缘政治游戏中的新棋手。欧洲人常常用“结束天真”来描述其地缘政治转型。但欧盟在巨大的经济压力、有限的财政空间、亟待改革的决策体制中寻求转型，恐怕也难言完全理性。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正值俄乌冲突期间，“安全”再次被推到前台。

趋势：小幅右转，呈现一定碎片化

丁纯：鉴于欧盟自身面临内忧外患——经济复苏乏力、俄乌冲突延宕、美欧关系遭遇美国大选不确定性等等，选民对欧盟和欧洲议会选举的关注可能有所增加，加之疫情、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欧盟的经济、外交角色相对有所突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相较此前可能不会太低，甚或略有上升。

从席位分布来看，在欧盟经济竞争力相对衰落，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影响下经济复苏乏力，生活成本高企的背景下，这次选举将可能出现下列变化：传统两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团席位预计将有所下降，仍不会出现单一党团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关注环保等问题的绿党由于选民关心议题的变化也将损失席位；而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联盟的席位预计将有所增加，但不至于占欧洲议会主导地位。整个欧洲议会可能略“向右转”，并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形态，具体哪几个党团组成超过半数的联盟，还有待选举结果和党团之间的博弈。

赵柯：传统的中右和中左力量仍然稳固，这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基本盘和底色，也决定了欧洲政治不会出现急转弯式的变化，更多的是保持政治延续性，推动和落实既有和既定的政治议程。

伍慧萍：前瞻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一方面，欧洲政治将集体小幅右转。欧洲议会当中极右翼/民粹政党集中的两个党团，即认同与民主党团、欧洲保守派与改革派党团的规模将扩大，认同与民主党团更有可能取代欧洲复兴党团跃居第三。不过，欧洲右转的趋势可能会低于预期。

另一方面，欧洲主流政党仍能基本守住政治中间地带，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进步联盟党团议席数量料将继续下降，但仍能维持第一和第二大党团地位，欧洲复兴党团和绿党党团估计会成为此次选举的失意者，但这四个亲欧洲的党团力量相加，仍能守住欧洲政治中间地带和一体化的大方向。

宋黎磊：目前比较各方民调的预测，可对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做以下四点预估：1. 右翼/右翼民粹集中的两个党团的席位有所增加；2. 极右翼/右翼民粹在多国议会跃居前三位；3. 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和中左的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欧洲议会第一和第二大党团；4. 包括欧洲保守派和改革派党（ECR）和“身份和民主”（ID）党团难以形成合力。

纪昊楠：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席位变动方面，“向右转”的可能性较大。从长远的角度看，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仍然困扰欧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秩序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扩大加剧了欧盟内部对建制派政治势力的不满和政治极化。欧盟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将反映到此次欧洲选举中。

但本届欧委会在应对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推动绿色和数字转型方面，取得的政绩也得到不少认可；同时，考虑到许多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未久、不同党派之间分化严重，以及多数民粹政党“议题化”的属性和策略倾向，欧洲议会中的民粹主义势力也很难迅速超越传统主流政党。

从近期影响选举的因素看，疫情和俄乌冲突压力下，欧盟经济表现不佳，安全问题压倒环保等此前的热门议题，也为“向右转”助力。预计整个欧洲议会从议员的政治立场看可能略“向右转”。

中欧：有可能在挑战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丁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短期对中欧关系改善的影响预计比较有限。一方面，欧盟对华“伙伴、竞争者、体制对手”的三重定位得到欧洲理事会认可，形成跨国共识，欧洲议会选举在不出现政治势力根本变化的基础上，不会改变欧盟对华的定位和基本认知。

另一方面，欧洲议会选举不会改变中欧关系的基本要素，如中欧之间紧密的经贸联系和日益增加的竞争，欧盟在俄乌冲突下依赖美国、重视安全的现实和反俄援乌政治正确立场等等。

但是，如果欧洲议会选举出现民调机构普遍预估的“向右转”情况，可能会对中欧关系的部分议题产生影响，欧盟可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采取更加保守的态度。随着欧洲议会选举和欧盟主要机构换届，欧盟可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一段时间的低调期，后续变化则有待选举和换届结果等再行判断。

赵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具体结果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次选举是对欧盟“世界观”转变的政治确认，也就是欧盟更多地用地缘政治的眼光去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显然对中欧关系构成了挑战。

在欧盟看来，在地缘政治竞争趋于激烈的背景下，欧盟担心与中国过于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使其陷入被动依赖，试图建立对华政策新框架，增强对华经济关系的可替代性。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无疑会加强欧盟政治光谱中右翼的力量，这意味着欧盟会加快实施对华“去风险”战略，减少对华依赖，推动经贸关系多元化；其次会进一步加强对华价值观外交，强调发展对华关系不能以牺牲价值观为代价；再次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协调。

赖雪仪：其实现届的欧盟领导层及欧洲议会已经偏右，而且自欧债危机年间的极端政党崛起时，就吸收了不少民粹主义的主张，例如以产业政策保护本土企业，这个趋势很可能会继续，对中欧关系而言，不利的是欧方的保护主义将加强，双方滑向贸易争端的风险上升。其次，一个更右翼、更民粹的欧盟意味欧洲绿色转型高歌猛进时期的结束，而绿色合作是目前中欧合作的引擎，加上欧方地缘政治意识回归，中欧合作的空间会被压缩。

纪昊楠：中欧关系竞合并存、斗而不破的基本形态不会受到欧洲议会选举太大的影响。但在中欧关系相较2019年之前降温的大背景下，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对中欧关系恐怕仍将延续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过去一段时间，欧洲议会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较为负面——频现反华决议、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暂时还看不到新一届议会改变现实的可能。欧洲议会选举和议员换新也容易成为反华势力炒作“民主”议题的机会。倘若新一届欧洲议会确如外界估计“小幅向右转”，可能会导致欧盟在对华经贸政策上更加倾向强硬。

严少华：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崛起，其议程和主张也将越来越多地嵌入欧盟对华政策中。对于中欧关系而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将带来复杂的影响。一些成员国可能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如匈牙利的“向东开放”政策，而另外一些成员国则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立场，如意大利梅洛尼政府退出“一带一路”。

由于右翼民粹主义立场保守，在经贸领域会奉行狭隘的保护主义政策，这可能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更多挑战。但相对当前的中欧关系而言，欧洲右翼民粹的崛起总体上可能是积极的现象，因为右翼民粹政党内部差异较大，尚未形成统一的对华议程，右翼民粹政党总体也相对务实，意识形态色彩更淡。

宋黎磊：基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欧洲的“右转”虽是一种可预测的趋势，但转向幅度如何仍有待观察。对于中欧经贸关系而言，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能会使欧盟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保守化。在欧委会层面，若冯德莱恩寻求连任成功，那么她极有可能会延续上一个五年的对华态度，继续支持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减少对华依赖。即使冯德莱恩连任失败，新上任的欧委会主席大概率不会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去风险”依旧将成为中欧交流与合作的主旋律。

尽管面临保护主义压力，中欧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依然存在。中国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在技术、绿色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果欧盟能够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机会，双方关系有望在挑战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